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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12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

来源:中新网  发布日期:2015-01-28 10:57

作为又一个甲午年,2014年国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念活动,同时通过决定,将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为悼念日军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。

多少年来,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,这自然有必要,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。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,应摆脱固定的“脸谱”式描绘,从民族文化的维度,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。

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,参加“皇军”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、农民,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,其思想根源除了“皇国至上”的教育,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、辱华风气。

近12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

反映甲午战争的浮世绘(图源网络)

仰视、平视和俯视

笔者小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,主要来自于抗日题材电影中那些“鬼子”的狰狞形象。后来接触到一些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,看到他们总是弯腰行礼的样子,观感虽有改变,不过认为他们毕竟不是军人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候,笔者又参加接待过一些日本来华的访问者,包括昔日曾当过“皇军”军官、士兵的旧军人。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时候,也曾会见过参加侵华的老兵和“帝国军官”。这些人彬彬有礼,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头,很难想象他们参与过骇人听闻的暴行。

那些日本老军人见到我这样兼有学者和军官双重身份的中国人,一般都回避谈自己在中国打仗的事,反而愿意谈在军营中受的虐待和战时遭受的痛苦,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。我一提到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,他们大都马上沉默,或简单地说那是上司的命令。这种态度,其实也反映出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态。

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,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,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“大东亚战争”有理,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“当年打仗是没法子,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,难免有施暴的事”。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,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。至于年轻一代日本人,多数对侵华战争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,大都笼统地认为“战争就是不好”而没有是非观。

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,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来一直鼓吹“大东亚战争正义论”。为此,自然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在华暴行,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铁证也只称为下级官兵的“军纪”问题。这种右翼思潮的兴起,自然会使多数日本人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罪责。

追溯起来,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,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、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。

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,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,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。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,日本对华转为平视。日军借所谓“神风”(即台风)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,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,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,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。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,自此以后半世纪里,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,形成了俯视。

宋明两朝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后,日本的上层和文化界便认为“崖山之后无中国,明亡之后无华夏”。他们认为,过去的文化母国已沦为蛮夷之地,东方的文化精萃已转移到他们这个所谓的“日出之国”。在幕府后期和明治维新后,“皇国是世界的中心”成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。甲午战争期间,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“文明与野蛮之战”,认为对“落伍民族”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,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。此后几十年,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,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,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。

设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部队,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医学界精英人物,他们在中国人身上搞活体试验的凶残行径骇人听闻。据统计,参加这一部队的3000多人中,战后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来揭露并反思罪行。他们都说,当年进行那种血淋淋的试验时,只将受害者看成“马鲁太”(即木头),部队中“同情中国人的几乎一个也没有”。



“豚尾奴”到“支那人”

多年来,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“中国人”一词,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因为,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“支那人”之称。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,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,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,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。翻阅当年日本的出版物,随处可见“支那驻屯军”“支那派遣军”“日支关系”“北支治安战”之类用语,而根本不以“中国”相称。

二十多年前,笔者曾访问过日本最大的华人居住区——横滨中华街,了解到了“支那”这一称呼在当地的出现和消亡。

自古以来,日本就是一个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,除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很难在此立足,更不易形成区域性的社团。在海外以擅长开拓著称的华侨,从明代以后虽不断有人东渡经商或定居,却也仅仅在横滨城内只有几亩地大的唐人街上多少开创了一点局面。至19世纪末,横滨的华侨约有2万余人,主要经营中国土特产杂货贸易和“中华料理”。甲午战争之前,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,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。自从“日清战争爆发”的售报铃声响起后,“猪尾巴”“豚尾奴”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。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,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,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,口里喊着“清国奴!豚尾奴!”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,不仅不加制止,还往往放声大笑。

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,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,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。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,不能再称中国为“清国”,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,没有“猪尾巴”了。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“支那人”。那时,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,横滨唐人街上的华侨同日本人也经常来往,他们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语:“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,好像是支那式的。”“那儿怎么不打扫干净,脏得像支那人一样。”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:“你怎么这样笨,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!”

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自传小说《行路难》中曾经痛心地感叹道:“日本人哟!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!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,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?你们单在说这‘支那人’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。你们说‘支’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,你们说‘那’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。”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《沉沦》中也写道:“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,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。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‘支那人’,这‘支那人’三字,在日本,比我们骂‘贱贼’还难听。”

其实,侵华时期的日本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意识到,公开辱华会刺激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意识。荒木五郎在日本众议院演说时就提出:“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态度,实多值得遗憾。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,亦持冷骂冷笑态度…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,殆成排日之急先锋,是亦不得已者也。”话虽这样说,扩大侵华的需要使日本当权者仍在社会上煽动辱华风气。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“留美亲美,留日反日”,前者虽未必准确,后者却大致不差。

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,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“支那”这一贬词,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“强克猡”(“猪猡”之意)。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,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。

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,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“生存空间”,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,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。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“优秀民族”,理应消灭“劣等民族”,这也是其党卫军、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。在东方,日本军国主义者“大和民族”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,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。

战胜国终于被称为“中国”

1945年“八一五”投降之后,当日本人大都垂头丧气不知前景如何时,在日本的华人感到真是变天了。他们走在街上不再听到辱骂声,面对在日本登陆的美军先头部队,日本年轻妇女纷纷剪了头发换上男装四处躲避,横滨的华侨却自豪地走上街头欢迎前来的“盟军”,同时还将街名“南京町”堂堂正正地改为“中华街”。

日本战败后百业萧条,海外的数百万军民又遣返归来,饥饿和失业像两条鞭子抽打着大多数日本家庭。城市街头,大批穿着破旧军装的男人终日徘徊,为生活所迫的女人则在美军驻地附近公开拉客,通常一次索价仅1美元。此时,华人作为战胜国的侨民,却享受着“联合国人”的供应待遇。美国占领军不许普通日本人经营粮、油、糖、肉生意,华人却不在限制之列。华侨们利用这一良机,大开餐馆和杂货、洋服店铺,积累了资金,中华街就此成为横滨的繁华区。中华街周围的不少日本人一改过去的鄙夷态度,对华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反观旅日的朝鲜人,其国家已独立,因此被取消了日本国籍,同时又不能享受战胜国居民的待遇,多数人生活反而更加困窘。相形之下,华人由衷地感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。

战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,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。不过,经过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的强烈要求,美国占领当局命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“支那”一词。在中国抗战胜利9个多月后,1946年6月6日,日本外务省正式向国内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了《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》的通知。7月3日,日本教育次官也正式向国内各学校发出通知:“查‘支那’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。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,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,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。”通知里虽然带着战败后无可奈何的口气,“支那”这一令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从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,但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令许多日本人轻蔑,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形势又没有改变,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应有的尊重。日本人普遍认为“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,并没有败给中国”,民间相互之间谈论中国时还习惯使用“支那”一词。

“支那”一词真正得以从日语中消失,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。中国敢于出兵朝鲜,美国舆论惊呼遭到“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”,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。一再看到和听到“中国人”“中共军队”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,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,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。抗美援朝的战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,那些由苏联递解过来、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,重新认识到自己老对手的强大力量,多数都低下了脑袋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。在日本的老一代华人从切身的体验中也大都深深地感受到,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挺起了腰杆,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祖国被承认为强国。

“中国”一词,就此才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。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,“支那——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”。

国力对比转换带来心理不适

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美国将日本作为东方冷战的重要基地,中日关系又受制于中美关系。1951年美国片面主持了《对日和约》,将对日抗战时间最长的中国排除在外。此后,根据美国的安排,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,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横滨等地的华人社团也受制于台湾派来的“大使馆”。

不过,此时新中国的力量已让日本人刮目相看,加上岛内左翼力量很强,日本社会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很强烈。1952年以后,两国的民间贸易和往来逐步开展起来,日益扩大,在日华人又成了沟通民间贸易的重要渠道。

战后日本民众多数生活在贫困饥饿中,面临着俄式社会革命和美式社会改良两种选择。1945年至1949年间,美国对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的战争责任免于追究,对日本实行社会改造,制定和平宪法,推行土地改革,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,也消除了革命条件。1949年日本共产党曾开始“城市暴动”的准备,结果美军和吉田政府宣布日共为“非法”。由于看到日本革命的条件不具备,自1952年以后,中国的对日方针转为争取日本中立并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。

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,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敌视中国,不过当时日本社会上左翼力量也比较强,揭露侵华战争罪行和主张中日友好的呼声很强烈。在官方不能建交的情况下,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民间外交即争取日本人民的政策。“两弹一星”的成功又增强了军事震慑力,加上当时实行联合美国、西欧和日本对抗苏联的“一条线”战略,这种形势终于促成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。

据中日恢复邦交时的新闻调查,日本社会上多数人表示过去“对不起”中国,尤其是老年人中这种态度更强烈。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约后,日本社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,对中国“有好感”的人多达八成。在这种大气候下,日本政府通过了相当于300亿美元的长期日元贷款,作为中国放弃战争赔款要求的一种补偿。

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,访日的中国人为数很少,大都受到满脸笑容的热情对待。我注意到,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大都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,都讲中国“穷”,应该给一些援助。90年代以后,苏联瓦解、冷战结束,日本和美国不再有联华抗苏的需求,并感到中华崛起是一种威胁,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日益逆转,并影响到民间。加上赴日留学、工作和定居的中国人在90年代末达到60万,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,直接交往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不满和摩擦的升级。

90年代初笔者到日本时,只能在低档商店看到一些廉价中国产品,2000年再到日本时,商场中已充满了“中国制造”。有些右翼分子就此煽动称,本国已成了中国产品的殖民地。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二十多年来几乎陷入停滞,普通老百姓也容易听信宣传,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。

近些年来,由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,“中国威胁”论在日本甚嚣尘上,日本要求美国提供保护。偏激民族情绪在社会上蔓延,也使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很难发出。在日本,有过战争责任的老年人差不多都已不在世,对中国仍不断声讨日本过去侵华的罪行,战后新生代普遍感到不满,认为是打压他们成为正常国家。据近年来的日本民意测验,对中国有“好感”的人降到不足一成。

仔细观察,日本政府在村山富市首相1995年发表著名的承认侵华的讲话之前,从来没有用过对华“侵略”一词,而是采取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”的不讲是非的态度,其根源也在于战后对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做过清算。

从日本侵华时期和战后的社会情况看,想彻底清算侵略罪行的最好时机是战争结束后的战犯审判之时。当时因为美国扶植日本、建立东亚反共基地,错过了这一历史机会,才导致后来几十年间日本否认侵略罪行,让中国人愤慨不已。

人们也应看到,如今日本社会上对华态度的变化,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引发其心理不适应的结果,与侵华年代蔑视“支那”的傲慢心态完全不同。回想1990年时,中国的GDP只及日本的八分之一,2000年达到四分之一,2010年终于超过,到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(这与日元近期贬值也有关系),中日关系由“日强中弱”转变为“两强并立”,再转变为“中强日弱”。对习惯于崇拜强者而傲视弱者的日本社会而言,现在的心理不适应恰恰是这一角色转换时期的表现。

邓小平有句名言:“发展是硬道理。”待到中国真正强大、富裕起来时,日本社会上对华尊敬和好感的心态肯定会重新占主流。过去因为落后而挨打,自己实力不济时又不能让战败国认罪,想让中日关系走向健康轨道,只有靠中国的发展。这也是人们回顾历史应该得出的结论。(文/徐焰)

原标题:从甲午到甲午:日本人的中国观之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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